异类–机遇

罗塞托

原本居住于意大利的罗塞托人,移民到美国打工,一位行医17年的医生发现从来没有65岁以上的罗塞托人患心脏病。沃尔夫调查后排除了饮食、锻炼、基因等因素,最终得出结论:人体健康问题除了从个体角度,也要从社区角度进行分析,如文化背景、家庭朋友、社会结构等。

马太效应

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 新约·马太福音

加拿大冰球运动员按照年龄分组,实行精英教育培养机制,即将球员按能力高低划为不同级别。从表面看,冰球运动员的成功依靠的是个人能力优势。我们通常也认为:个体特征的卓越是一个人出类拔萃的根本原因。然而实际中,加拿大最优秀的冰球运动员出身日期显著的集中于一、二、三月份,而一月一号恰好是选拔机制划定年龄分组的分界线。我们会发现,社会机制为个人成才有着巨大影响。几个月的年龄优势所带来的最初的生理优势,由于筛选、分组和区别训练的选拔制度,导致了优势的不断累积。同样的例子也发生在学校教育领域。

除了探究成功人士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还需探究他们为何会成为那样的人。就像森林里长得最高的树,绝不仅仅是因为它种子优良,机遇、勤奋、天分、环境都很重要。

一万小时法则

任何一个领域的世界级水平都需要起码10000小时的训练

莫扎特经历二十年作曲生涯创作出最伟大的作品;鲍比菲舍尔用了十年时间成为国际象棋大师;汉堡之行的甲壳虫乐队;Sun公司创始人比尔·乔伊;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太多的事迹表明:一个人要完美的掌握某项复杂技能,需要不断的练习,而练习时长有一个最小临界量,一万小时。

通过对小提琴专业学生的实验,我们发现天赋的作用其实很小,而后天努力的作用很大。而想要得到一万小时的训练时间,是需要特定机遇的。除了能力,机遇和其他随机的优势也在帮助“异类”走向成功之巅。通过观察人类有史以来最富有的75人的出生时间,我们发现14个最富有的美国人都出生于19世纪中期的九年间。通过观察以一九七五年为起点的个人电脑时代,我们发现太多成功者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此可见社会机遇对于个人成功的巨大帮助。

天才之忧

仅凭智商很难区分两个聪明的孩子。

克里斯托弗罗根有195的智商,他说智商高的人做事倾向于更专注,能忽略无足轻重的细节,做更深入的思考。奥本海默和罗根同属天才,但两者的实践智力却是天壤之别。普通智力一部分来自于基因,是天生的能力。实践智力则是一系列可以学到的技能,而最重要的学习场所就是家庭。拉里奥通过对12个家庭的调查,发现只存在两种教育孩子的方式:自然成长和协同培养,而这两种方式通过阶级状况来划分,家境贫寒和家境富裕。家境贫寒的孩子更懂得守规矩,有很好的独立性,家境富裕的孩子更容易有权利意识。奥本海默正是协同培养的典范。

斯坦福心理学教授特曼从25万小学生中挑选出来1470个智商介于140到200的孩子,这些孩子被统称为特曼人。他认为除了道德之外,没有什么比智商对一个人的影响更重要了。通常一个人IQ得分越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工资越高,寿命越长。可最终结果表明智力与成就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关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家庭背景,在于帮助孩子获得应对社会的经验的社群。一旦某人智商超过120,更高的智商并不意味着同比转化为更多的现实优势。有人认为,名牌大学应该只将学生分为两类,符合要求和不符合要求。通过对比毕业后的生活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少数族裔和白人同样优秀。即智商存在门槛效应。其实智商测试存在明显的局限性:重收敛性思维测试,轻发散性思维测试。

乔·弗洛姆

20世纪30年代早期是律师的最佳出生年代,如同1955年之于软件工程师,1835年之于企业家。

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保守的纽约律师事务所有点相私人俱乐部,如果你的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社会地位不符合要求,你最多只能去二流的小事务所,接大事务所不愿接的生意:诉讼和恶意收购,而这些在七八十年代变得炙手可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人口出生低谷。按出生年份将特曼人分为1903-1911和1912-1917两组,会发现失败者绝大多数属于第一组。其原因便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三九至四五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欧洲统治者不允许犹太人有自己的土地,他们只能通过商业和手艺谋生,移民美国的犹太人,百分之七十都掌握一种手艺技能。19世纪90年代,一个具有剪裁、或布匹行经验的人,就等于拥有了光明的前景。犹太人后裔能够成为专业人士恰恰是因为他们卑微的家族出生。

只有艰苦从事没有意义的工作才称得上是艰苦的工作